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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银行与境外一流国际银行相比，主要是在宏观层面未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考验，在精细化经营、风险管理、合规经营、信息系统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认为，从未来看，一是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向境外一流银行学习，更加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律；二是打造专业化、高水平、协调配合的国际运作板块和团队；三是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完善风险管控机制；四是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能力；五是夯实守法合规理念，服从母国和东道国金融监管。

帝制时期，通过绅权，在宗族、民间宗教实践中，将儒学正统化的意识形态加以“标准化”，从而联结了“大传统”和“小传统”，有效地实现了帝国的控制。进入20世纪前半期，这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而如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公民国家，相反，贡赋制传统却依然萦绕其间。同样，对于新青年文化和妇女解放，也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就一下子突破了家族主义的父权制传统，真正实现了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实际上，即使是在解放区，妇女解放也在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的矛盾中发生摇摆。

如今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经营上的限制已经基本消除。中银国际证券报告显示，从业务限制来看，目前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基础业务牌照上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外资银行除了在债券业务方面依然受限，其他业务基本已经完全放开。事实上，在过去10多年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为中国银行（港股03988）业带来了新的业务形态。《2017·径山报告》指出，我国的第一家村镇银行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设立的，无抵押信用贷款也是渣打银行2006年首次开展的。外资银行在绿色金融、金融科技、风险定价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为我国相关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国际经验。

生态战略下摸索创新如今阿里横跨电商、金融、教育、体育、物流等领域，纵向贯穿线上与线下多渠道，触角从国内延伸至海外。众多实体零售巨头、独角兽企业均与阿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体量与束缚感始终相伴相生。新收购的业务如同棋盘上布满的黑子和白子，同众多崛起的商业巨头都在面临不同程度的创新危机。

2015年5月，戴威刚刚结束了一个失败的项目，烧光了北大师兄投资人100万元。启动ofo项目，他又找到这位投资人，说已经自筹了100万元，还缺100万元，“能不能借给我？”这位师兄说：“虽然我不太看好你这个自行车共享项目，但经历了失败，你们的团队也有了成长，我给你钱，估值再给你涨一倍。”“我们自己当然没有100万元，ofo开始发展，靠的就是他这100万元。”戴威后来回忆道。

当诚信并没有被戴威视为原则，当“客户”在烧钱大战中又让位给了攻城略地，当这两块基石越来越松动时，意味着公司文化就失去了肥力，导致文化无法实现凝聚力。而一些事实表明，在迅速展开的市场扩张中，戴威也没有注重科学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建设。“有一次开会，一个高管对着全国城市经理半开玩笑地说：ofo现在不差钱，钱都花不出去，要你有什么用？”这是ofo一位前员工对媒体披露的工作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