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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然而，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的忘记。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出尔反尔久矣，各国受其害也久矣。早在2001年，美国就曾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的效力因此而大打折扣。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是迄今为止世贸组织成员中最大的“不守规矩者”，世贸组织2/3的违规都是由美国引起。这两年，美国认为全世界都在占它的便宜，生生将“美国第一”变成“美国唯一”。这种只享利益、不担责任的霸道行径，换来的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

不难看出，携号转网的风险和损失主要来自技术。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今年7月表示，全国携号转网推广技术方案确定，网络系统建设改造、网间联调联测及服务提供等工作统筹推进。业内专家透露，技术问题已解决。但在全面实行携号转网语境下，技术问题会不会带来风险和损失仍需观察，最好彻底消除风险，不给运营商借口。

另一种是弯道超车，即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利用对技术同样的不确定性，或仅是成熟技术的组合，或商业模式，一举超过。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是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做得很好。还有一种就是，以补贴等产业政策，去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甚至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把资源廉价的、密集的投向某个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形象的说，是直道强行超车。某种程度上，当下舆论呼吁的，似乎能满足芯片迷思的，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国崛起的，就是这一种。

新京报：你对更好完善居住问题有何建议？李铁：实际上北京人口密度并不高，和东京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是600多平方公里容纳1000万人口。北京还有很多空间很大的郊区，周边还有很多小城镇，都可以容纳很多产业和人口，可以发挥它在疏解核心区功能方面的作用。比如如何让在北京城区生活的中低收入人群买到相对便宜的住房？实际上在北京郊区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如果把轨道交通设施修建好，那么完全可以在这些空间范围里去建设更多的租赁住房，是可以缓解这种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