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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设置了上市委员会决策机制，规定上市委员会以相关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为依据，对上市公司行为是否严重影响上市地位，是否应当对其实施重大违法退市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对相关审议决定，例如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期限、发出认定意见告知书、提出申辩和听证、做出退市决定等环节的期限，均予以了明确。

二是关于年报造假重大违法新老划断的起算时点。考虑到重大违法退市制度系2014年11月证监会发布退市改革若干意见后才正式实施，因此以2015年的年度报告作为《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年报造假重大违法退市情形新老划断的起算点，即追溯后自2015年起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才予以退市，而2014年及其以前年度的财务情况不再考虑。

《意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总体要求，按照“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坚持积极稳妥审慎推进的基本思路，全面覆盖、统一规制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更重要的是，据F-35制造商内部人员透露，F-35的隐形设计和急剧增加的订单量留下的后遗症是战机无法起飞的根本原因。美国以高姿态出场的F-35落到了如此尴尬的境地，该战机甚至创下了轰动一时的不败神话，然而面临这种惨状，美军不由得想起了堪称一代经典的F-16战机，无论是战斗效能还是维护费用都比F-35好的多。

“我们这里是创业的心态和氛围，也正做着创业的事。”周伯文带着些许轻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身为原IBM Watson首席科学家，周伯文在AI领域享有盛誉，不仅在国际一流期刊及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上百篇论文，更是担任包括ICLR、NIPS、ACL、EMNLP、ICASSP等各大AI学术会议评审人。

与美国高校由校董会决策不同，中国的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出现得比较晚，是咨询性的，学校的重大事务在听取校董建议的基础上由校长来决定。不过，在中国，校董会也有一定的历史：1912年，孙中山成为复旦大学第一任校董，其“天下为公”也题予复旦的学生；上世纪30年代，校董会在东北大学（张学良兼任校长）也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