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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顶层设计上金融监管独立性或可进一步加强。因为在地方，虽然现有金融监管是垂直管理，但其地方分支在实际履职中还会常受地方政府影响。各地政府、金融办与“一行两会”派出机构的配合尚不完善。各地分支银行等机构，需要响应地方政府要求支持当地发展，而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为防范区域潜在风险，则对地方信贷等进行限制。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立场有时不好协调，监管有效性或许将打折扣。

以浙江某地级市的一名中学教师为例，他的收入分成三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二是绩效工资，三就是所谓的“一次性奖励”。去年他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6000元左右，年底“一次性奖励”为7.2万元。这在当地教师中属于相当高的收入，主要因为他是学校领导，而且是高级职称，学校达到这个收入标准的，不会超过10人。

近年来，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国资监管机构、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之间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国资监管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仍需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服务国家和城市发展战略的能级能量不够高，国资布局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不够规范有效，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活力不足，人力资本价值贡献仍需进一步激发。

“现在市场上不缺资金，利率也在走低，但是银行没有规模可放。可以说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分行基本两个月都没怎么放款了，原因在于表外进表内后，占用了风险资产，所以现在需要发金融债补充资本，如果不补充资本，明年投放可能也没有多大余地。”一位股份行支行行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但工作室这类个人独资企业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它需要个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换句话说，当公司资金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投资人就必须以其个人财产甚至是家庭财产来还债。所以，为了对冲风险，直接投资成熟企业就成了明星放在其他篮子里的鸡蛋。投资作为明星的重要跨界媒介，是明星非常重视的商业行为。在把投资作为主业的明星当中，也不乏任泉这样，通过旗下的风投公司Star VC，直接投出一家上市公司（简普科技）的例子。

郑怀武告诉投资者网研究员，第一、12月份数据比预期的要强，该数据表明不要指望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大放松了；第二、即便银根上有松动，但房价涨幅还是很强的话，即便融资环境会对房地产板块有一定利好，但也不会带来太大改变；第三、虽然经济环境处于下行压力，但房价依然还上涨了近10%，那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说支持房地产行业发展。